当年中国洞悉碳排放的局势，为何却握手应对？

在两千多年前，韩国提出了一个削弱秦国实力的计划，试图通过修建一条水渠耗尽秦国的资源。然而，这个意图摧毁对手的计划，最终反而助长了秦国的国力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，类似的故事再度上演。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碳排放规则，旨在限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，而中国虽然看穿了这层诡计，却选择了积极参与。

在工业化的两百年过程里，自瓦特改良蒸汽机以来，欧美国家大量燃烧化石燃料，致使温室气体大量排入大气。截止到2009年，美国历史累计碳排放量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，而欧洲各国的比例也超过20%。与此同时，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，其历史累计排放量却不足美国的一半。在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，它们开始要求限制各国的排放量，声称大气层已承载不了更多温室气体。尽管气候变暖是事实，然而这一约束方案的分配规则却显得极具偏见。以历史累计排放为标准，发达国家事实上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。

按照人均排放量来看，2009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约为5吨，而美国则接近18吨，前者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。西方提出的“祖父条款”需求，要求发展中国家从当下的排放水平出发逐步降低，实际上让曾经挥霍掉排放空间的发达国家占据了更多的未来减排权。减少排放权实际上也就削弱了后发国家发展的机会，且这一切伪装成了“拯救地球”的高尚目标。一旦对这一主张提出质疑，将被视为反对全球共同行动的阻碍者。

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，超过一百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一堂，全球媒体盛情渲染这将是人类最后一次拯救气候的机会。此会议的核心矛盾在于，西方国家企图推翻《京都议定书》中关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，强制对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设定严格的减排目标。会议期间，丹麦曝光的一份倾向发达国家的文本，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愤慨。同时，西方还鼓动承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岛国直接参会，旨在占据道德高地来筹求减排承诺。最终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并未具备法律效力，尽管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，但这一承诺最后也没有兑现。中国在当时处于两难境地：若拒绝承诺，将被舆论指责为不愿意保护地球；若接受承诺，等于承认了不公平规则，锁住了本国的发展潜力。历史上，中国曾被强迫签署多项不平等条约，深知国际规则往往并非中立而是利益的体现。当西方推出碳排放配额这一新规则时，中国的战略研究层面快速洞察其中的逻辑。

面对这样的局势，许多国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拒绝或者回避，但中国则展现了其独特的思维模式。危机之中往往潜伏着机遇。在围棋与三十六计中，存在着借势转化的思想。面对困境，除了思考如何逃避，更要考虑是否能够将困境转变为可利用的通道。正如郑国渠的修建，初衷是消耗秦国实力，但最终却使粮食产量提升，反而助力了秦国的强大。秦国王明白了这个计谋后，并未停止修建，而是继续进行。

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应对策略亦如上所示。2009年11月，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一个月，中国主动对外宣称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相比2005年降低40%至45%。这一目标是中国自主提出的，而非他国强加。此决策背后有三重深意。首先是道义上的考量。治理污染与调整能源结构，是中国内在发展的需求，特别是面对北方冬季严重的雾霾问题，环境治理关乎亿万人民的生活。其次是成本考虑。拒绝参与全球气候治理，将使中国在道义话语权上完全落入西方手中，出口商品将面临不断增加的高碳标签，导致更大的经济冲击。因此，进入这一体系，反而有助于改变不公的游戏规则。最后是产业升级的考量。西方以为能够阻止中国化石能源的发展，但实际上中国不会永远依赖煤炭，碳限制将推动能源结构转向可再生能源。在新能源领域，光伏、风电、动力电池及特高压输电等将形成新的产业链，原本设下的枷锁反而促进了产业的更新。

西方的更深谋划则是将碳排放额度转变为可交易的金融商品。欧盟碳市场的先行实验，也正暗示着这一趋势的开始。